中国对李在明的态度相当克制，背后有着对“萨德事件”教训的深刻记忆。10年前，中国因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对韩国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这段历史至今仍在许多韩国人的心中留下烙印，尤其是在当前中韩关系微妙的时刻，韩国人应该更加警惕。
最近，一位韩国贸易部的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在与韩国的贸易谈判中提出，要求韩国对中国实施“贸易限制措施”。尽管这位官员并未明确指出具体细节，但普遍推测，这指的可能是中国产品通过韩国进行转口贸易的情况。对此，中国外交部在周五的记者会上作出了回应：“中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协商妥善处理经贸问题，但任何协议和谈判都应当避免损害第三方利益。” 从整体上来看，外交部的回应显得非常克制。与之前中国商务部针对类似问题时的强硬立场相比，此次回应既没有提及任何反制措施，也没有明确点名韩国，而只是强调了“避免损害第三方利益”的原则——这更像是一次温和的提醒，而非严厉的警告。
在韩国，外界普遍认为李在明是“对华务实派”，但他上台至今还不到5周，中方显然还在观望，想要判断这位新总统对中韩关系的诚意有多少。另一方面，特朗普挥舞的关税大棒，某种程度上为中方提供了一个进行“压力测试”的机会，看看韩国究竟如何应对这种外部压力。
就在3天前，特朗普向李在明发出了信函，宣布自8月1日起对从韩国进口的商品征收25%的“对等关税”。同一天，韩国总统府的气氛急转直下，政策室长金容范紧急主持召开了由各个经贸相关部门参与的联合会议，商讨应对美国征税的方案。这场关税危机的迫近让韩国倍感压力，本周一，韩国的贸易代表紧急赴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鲁特尼克会面，向美国方面呼吁在对韩国的汽车、钢铁等产品征税时，给予韩国较其他竞争国更低的税率。
展开剩余72%韩国此举实际上低调地表明了自己的一种求生姿态。与日本在美国面前要求免除汽车关税，或欧盟要求钢铁关税豁免不同，韩国在关税谈判中采取的要求则显得更为保守——如果其他国家能够获得豁免，韩国希望也能获得相应待遇；如果没有豁免，韩国的要求也仅仅是希望能比竞争对手略低一点。不得不说，这种“低姿态”在当下的外交博弈中，显得有些孤立。相较之下，日本政府在此时显得更加强硬。
美国或许正是意识到韩国的这种心理，才会在贸易谈判中提出“对中国采取贸易限制措施”的要求。相比于日本或欧盟，中国产品通过韩国进行转口贸易的门槛相对较低，韩国要严查原产地、收紧转口贸易政策，甚至可能会采取类似越南的做法，对经过韩国的转运商品加征高额关税——这种关税要么与美国的30%对中国关税相当，要么更高。例如，越南对通过其转运的中国商品加征了40%的关税，而这明显高于美国对中国征收的税率。
从这些情况来看，可能中美目前暂停的24%关税最终会被取消，因为一旦加征额超过50%，那么与越南的40%关税相比，失去了意义。这也可以视作美国在经济博弈中的战略一环，进一步试探韩国的底线。
谈到这次韩国的“高级官员向媒体透露”这一消息的做法，其实也十分耐人寻味——在特朗普宣布美越贸易谈判结果之前，双方没有任何协议内容提前泄露过。此举也许是韩国想通过提前放出风声，向中国方面表明自己的立场，并且试探中方对此的反应。
中方对此的态度其实已经非常明确：无论你说什么，最终看你怎么做。“务实”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要体现在实际的外交行动中。十年前，中国因“萨德”问题对韩国的强硬反制，至今仍影响着中韩之间的敏感关系，尤其是李在明及其他韩国政商精英应该深刻记得这一点。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未来的反制措施或许更加严厉，效果也会更为显著。
从数字上也可以看出，过去20年里，中国一直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预计到2024年，中韩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将占韩国外贸总量的四分之一，其中韩国在芯片、汽车等行业对中国的依赖度已经超过40%。在这种情况下，韩国经济本就疲软，任何与中国关系紧张的举动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李在明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为此，韩国政府本月初启动了一项特别外交计划，派遣特使访问中国、美国和日本等重要国家。这一举措被解读为李在明试图恢复文在寅时期的“全方位外交”政策，重建前任总统尹锡悦所削弱的“对华特殊待遇”。此前，中国曾邀请李在明出席9月3日举行的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对此，李在明回应称：“将尽快改善韩中关系。” 这短短的九个字既没有明确答应，也没有直接拒绝，透露出韩国在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复杂立场。
对于李在明来说，如何妥善处理当下的局面，并在中美之间找到平衡，几乎是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重大外交考验。而他的应对方式，也将成为中方判断他是否真正具有务实态度的关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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